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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业40年科技十大先锋人物

摘要:在改革开放至今的40年里,中国茶产业得到大力的发展,每年从茶园面积、产量、销量等各方面都保持着飞快的增长速度。而在改革开放时代大背景下,政府、茶界各方人士都投入了十二分的热情大力推进产业的发展。 产业的快速升级离不开科学的助力,四十年间,无数

在改革开放至今的40年里,中国茶产业得到大力的发展,每年从茶园面积、产量、销量等各方面都保持着飞快的增长速度。而在改革开放时代大背景下,政府、茶界各方人士都投入了十二分的热情大力推进产业的发展。

产业的快速升级离不开科学的助力,四十年间,无数茶界专业人士为产业的科技发展的倾注了大量心血,我们谨选出十名具有代表性专家,以他们的事迹,呈现科技在这40年间对茶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在40年间,既有改革开放前就奋战在科研一线的老一辈专家,他们借着改革的春风再下一城,用自己的智慧铸就了一个时代的科技基石,他们很多人现在还在为茶行业发光发热,他们是“一个时代的奠基者”;也有在40年间不断走上科研岗位的新一代茶学专家,他们从老一辈手上接下起科研重任,成为“继往开来的主力军”。

一个时代的奠基者

在40年间,有一批改革开放前就奋战在科研一线的老一辈专家,他们借着改革的春风再下一城,用自己的智慧铸就了一个时代的科技基石,他们很多人现在还在为茶行业发光发热,他们是“一个时代的奠基者”。

张天福

坚持走“科技兴茶”之路

1980年,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年头,张天福正式退休,但他退而不休,在“科技兴茶”之路上继续高歌猛进。

科技关键词:“做青”机械化改良、张天福有机茶基地

提到茶界泰斗张天福,所有茶人都会肃然起敬,张天福倾注一生心血事茶,只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牵挂着行业的发展,他为中国茶产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直以来,张天福走的都是“科技兴茶”的产业复兴之路。1937年4月,张天福引进的制茶机器,将福建從手工制茶带入到机器制茶时代;1941年,张天福成功研究设计了揉茶机,大大提高了正山小种红茶的制作效率,并命名为“九一八”揉茶机,以示不忘国耻;1954年他创新推出适制乌龙茶、绿茶的“五四式”揉茶机,大大降低了茶农的劳动强度,提高了茶叶生产水平和茶叶的质量……此后,张天福更是走遍广大茶区,总结出梯层茶园表土回沟条垦法,确保茶园水土不流失,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还保障了茶园高产、稳产、优产,该方法被推向全国,并不断被广大茶农所掌握。

1980年,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年头,张天福正式退休,但他退而不休,在大山深处打响了一场攻克乌龙茶“做青”的科技战。当时的乌龙茶沿用传统的手工方式制作,质量高的茶叶一般仅占10%左右,茶叶质量不稳定,平均产值低,茶农收入无法提高。带着解决这个难题的愿望,72岁的张天福成立了“乌龙茶做青工艺与设备的研究”课题组,他担任课题组主持人,解决了乌龙茶传统制作中阴雨天不能制好茶的技术难关,提出了乌龙茶主要品种的做青工艺规程方案,为乌龙茶快速进入机械化、连续化生产提供了科学依据。

1989年,他主编的《福建乌龙茶》一书,荣获了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由于对生产指导作用大,该书于1993年再版发行。由于在茶业科研上成绩卓著,1992年,张天福荣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他回忆起工作经历,说自己先后发表了50多篇专著文章,其中10多篇是退休后发表的,“茶业事业就是我的生命。我愿在有生之年,为科技兴茶再趁夕阳赶一程。”

2009年,张天福在100岁华诞时许下心愿,希望在有生之年做出真正有品质的有机茶。而他也身体力行地到处考察、研究茶园,并带领福建张天福茶叶发展基金会培育了多个有机茶示范基地,并统一命名为“张天福有机茶基地”,为中国乃至世界提供放心茶、有机茶。2015年10月份,刚过完106岁生日的张老当即就召集基金会领导到家中研究加强对示范基地的技术管理、品牌质量保障等对策,并制定了《福建张天福茶叶发展基金会关于加强有机茶示范基地建设管理和技术服务的意见》,让有机茶的管理更加规范化、制度化。

张天福,不仅见证了100多年中国茶叶的衰败和兴起,更直接参与了复兴中国茶叶的历史进程,他用一生践行了“科技兴茶”的决心,为福建茶叶乃至中国茶叶重新走向辉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陈宗懋

茶科技是茶产业的“两翼”之一

从1960年开始,至改革开放的四十年间,陈宗懋院士用自己过硬的专业知识,让中国茶叶的农药残留检测技术与国际比肩,他在中国的茶叶安全领域做出巨大贡献。

科技关键词:农残检控、茶树栽培

4月19日,陈宗懋院士在2018年国际食品安全与健康大会上荣膺“科学精神奖”,大会给予陈宗懋如此评价:“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专注于中国茶叶农药残留的研究,攻克多个农药残留检测技术难题,让中国茶叶的农药残留检测技术与国际比肩……首次提出农药水溶解度是决定茶叶饮用安全性的重要参数,获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可,使中国这个产茶、制茶大国在国际茶叶标准的制定上,拥有了真正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1960年,陈宗懋正式到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工作,并在国内外率先开创茶叶农残研究领域,揭示了不同类型农药在茶树上的降解规律。在他主持下,国内创建了“茶叶中农药残留控制”和“茶园昆虫化学生态学”的2个新兴茶学领域。

在农药安全把控上,陈宗懋不仅提出了各类农药在茶树上的降解规律和预测模型,同时也修订了20余项在茶树上的安全使用标准,并有18项作为国家标准被加以推广。在他和业界多位专家的努力下,我国茶叶农药残留水平从1999年的80%超标降至2007年的18%超标,并保持稳定地提升。

1999年,中国申请加入WTO,各种出口标准都很严格,包括茶叶。至此期间,陈宗懋通过英国FAPAS的严苛考试。欧盟授权他领导的实验室进行茶叶出口标准的初筛。

在从事农残研究的过程中,陈宗懋凭借茶和茶汤分离测量农药含量上的研究,首次提出农药水溶解度是决定茶叶饮用安全性的重要参数,并连续6次向国际相关组织提出建议修改国际标准的意见,均获得批准和通过。2010年他促成欧盟否决了关于撤销原硫丹标准的提案,通过了中国代表团提出的保留4年的建议,据农业部农药检定所的测算,这一工作为我国挽回了3亿美元的损失。经过陈宗懋的努力,中国在国际茶叶标准上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为中国茶叶的出口提供了非常有利的保障。

2017年是茶界动荡的一年,伴随着网络的发达,任何食品安全问题都有可能备受网友的口诛笔伐。而这一年“普洱茶致癌”的负面新闻一直如乌云般笼罩着茶界上空,陈宗懋以“话说普洱茶中的黄曲霉素问题”为题,从科学的角度详细地论证了普洱茶的安全问题,让大众都松了一口气。

陈宗懋从事茶学研究至今58年,是我国硕果累累的茶学专家。他主编和参加撰写了《中国茶经》、《中国茶叶大辞典》、《无公害茶的栽培与加工》等专著8本,结集出版了《陈宗懋论文集》。其中,他上世纪80年代就主编的《中国茶经》,共181万字,高度凝聚了中国茶产业发展精髓,成为中国茶学研究中的扛鼎之作,时至今日,已修订再版了30多版。

陈宗懋曾经这样说道:“茶产业好像是在天空中翱翔的一架飞机,它有两只翅膀,一只是茶科技,另一只是茶文化。”而陈宗懋一直都在为茶科技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这位已经85岁的院士,至今仍行走在“茶”路上。

刘祖生

为茶界培养“知行合一”的人才

科技贡献:促成了我国首个茶学博士点的成立;培育多个国家级、省级浙农系列新品种茶树。

从1953年起,一位22岁的年轻人站到华中农学院的茶专业课堂上,一路从助教一直到茶学界的知名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奋斗了四十多个春秋。

刘祖生,这位备受茶学界推崇的老学者,先后为本、专科生和研究生主讲过茶树育种学、茶树栽培学、茶作学、茶学概论、茶树遗传育种、茶用香花栽培学、茶树栽培育种专题和茶学专题等8门专业课程,为中国培养了无数茶学人才。

值得一提是,1984年,刘祖生在担任浙江大学茶学系主任期间促成了我国首个茶学博士点的成立。那时全国农科院校已有不少博士学位点,但茶学却迟迟没有动作。在一次学校学术委员会的座谈会上,刘祖生一番感慨激昂的发言为茶学博士点迎来了机会,第二年浙江大学茶学博士点申报成功,成为了我国首个茶学博士点,比第二个申报成功的湖南农业大学早了7年,比第三个申报成功的安徽农业大学早了12年。

每逢毕业前实习,刘祖生都会带着学生们到乡下参与实践学习。 “我们不是走马观花式的参观,而是带着任务去实习。记得有一年2月底3月初,我们要对幼年、青年、老年茶树做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修剪实习。我就把学生们分成9组,分配到这个县的9个产茶区实习,每位同学手把手地教农民们怎么剪枝。”刘祖生认为,只有真正到生产第一线参与生产,才能培养出以后茶界真正用得上的人才。

而在完成教学的前提,刘祖生也非常重视开展科学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和有关教师一起到各地进行茶树品种调查,采集了数干份品种标本和150多份种质资源,建立了有1.3公顷的种质资源圃,为开展育种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20世纪60年代末,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仍带领课题组开展茶树新品种的选育。浙农117就源自于这样的挖掘。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科学的春天来到了,刘祖生更加积极主动地投入到茶学教育与科研中,并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果。

经过30余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他至今已育成浙农系列茶树新品种8个,其中红、绿茶兼制良种“浙农12”和抗寒绿茶良种“浙农113”被审定为国家级良种;高香良种“浙农21”、红茶良种“浙农25”和早生良种“浙农121”被认定为省级良种。此外,正在试验的杂交新品系有还20多个。为了使新品种尽快推广应用,刘祖生经常深入农村,指导良种繁育。他指出,育种研究不仅要创造出优质高产的新品种,取得实际上的成果;同时更要探索育种规律,获得理论上的成果。他身体力行,并指导研究生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研究。

由于他在科研上的优异成绩,中国科协于2001年授于他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的称号,他主编的《茶叶》、《茶树栽培学》、《茶树育种学》等书均获得全国优秀教材奖,也是当下各大高校茶学专业的重要教材。

张顺高

用科学的方法帮茶农增产增收

科技贡献:用科学依据奠定了“中國茶源”事实;研究茶树“合理密植”方案,形成云南茶树速成高产的中心概念。

2012年1月7日,在昆明促进会年会上,张顺高主编的《中国普洱茶百科全书》修订版正式发布,历史悠久的普洱茶从此有了一本属于自己的系统工具书。这样一本厚度堪称普洱茶界牛津词典的百科全书,其实在编写和修订的过程中历尽重重困难,最终在张老和云南茶界学者们的共同努力和坚持下才得以顺利出版。

1960年,张顺高毕业于湖南农学院茶学,离开学校他就到云南茶叶科学研究所工作。1961年,张顺高前往勐海巴达大黑山考察,发现了野生大茶树,经过鉴定,乃目前发现的世界最大的“茶树之王”。一直以来,茶树起源一直是国内外茶界关注的问题,该茶树的发现及张老所撰写的《巴达大茶树的发现及其意义》一文,从实物和理论上奠定了茶树原产地在中国这一不争的事实。

20世纪60年代初,张顺高进行了“云南大叶茶树种植密度与排列方式试验”和“综合丰产试验”,对全省各茶区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初步形成了“合理密植”是茶树速成高产的中心概念。

1975年,他又作了“云南大叶茶速成高产、高产稳产栽培技术研究”项目,每亩以600-8000株的几十种种植密度与排列,配以不同的水、土、肥基础做试验,其中两亩试验地栽后次年投产,三年亩产500斤,五年800斤,创云南茶叶之最。该项目成果推广180万亩,对云南茶叶生产面貌的改变,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为国家进行科研的同时,张顺高也不忘为需要帮助的友国伸出了援手,1967至1974年,张顺高受国家农业部派遣到非洲马里援建茶场,被马里授予二等国勋;1977年,他又用三年时间前往沃尔特考察种茶的可能性。这些年种茶实践的经历,让他对水、土、肥在茶树丰产中的地位又有了更加深刻的体验。

经过20多年的科研和生产的实践,他对大叶茶的丰产规律有了深刻认识,撰写了《论茶树速成高产、高产稳产栽培法》,文章论证了密植是茶树高产的中心,提出了实现茶树速成高产的修剪、养树、采摘三个关键环节,构建了云南大叶茶丰产栽培理论的框架。这对云南茶叶摆脱极度低产的长期困扰,带来了一场技术革命,它对推动云南茶园建设现代化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茶叶大发展,发生了重要作用,对建立具有云南特色的茶树栽培理论具有开创性意义。

2006年初,他主编《中国普洱茶百科全书》,因为他的名望,这本百科全书的编委会几乎网罗了云南茶行业所有专家的参与,2010年,他又出版了专著《普洱茶道论》,这两本书全面权威地阐释了普洱茶科技和文化的相关理论。

陈郁榕

对审评台的“每一泡茶”负责

从1975年至今,陈郁榕的茶业生涯几乎对应了改革开放这四十年,她用自己的精益求精的审评技术,在福建乌龙茶行业中声名显赫。

科技关键词:乌龙茶审评、拼配

陈郁榕从事茶叶审评工作已有四十余年,正好对应了改革开放的这些年,科班出身的她,以扎实的专业基础、审评功力,在福建乌龙茶行业中声名显赫。

陈郁榕的评茶之路,始行于1975年的武夷山茶叶收购站,每到茶季,她就跟着老茶师们上山流动收购,走遍了武夷山的各个产茶区,一有时间,她就站在审评台前专研学习,并不断用自己的审评结果向武夷山的前辈请教各种制茶、拼配问题,在武夷山的实践机会,为她日后的工作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9年,陈郁榕调回福建省茶叶公司,随后又被公司派去安溪,从那时候起,她开始正式学习安溪铁观音的初制和评审。“在武夷山期间,是锻炼学习的入门阶段,逐渐完成了经验积累,而到了安溪学习铁观音,则是乌龙茶学习审评技术达到质的飞跃的阶段。”陈郁榕一直把安溪比作茶师的摇篮,在安溪,她熟悉了乌龙茶加工制作方面的所有工序,她说:“做青需要心闲、手敏、工夫细,才能做出好茶。”

作为一个评茶师,陈郁榕深刻地感受到肩上的责任重大,“从小的说,每一泡茶都是茶农、采茶师、制茶师等辛勤劳作的结晶,越来越多的人靠着茶叶致富,如果我们审评的不对,对茶企、茶农都是不负责的;从大了说,别看它只是一片小小的绿叶,但它却是关系到国家团结,牵扯百姓生计的农副产品。比如边销茶,一直是少数民族的必需品,已成为国家定量保证供应边疆的茶类。”几十年审评一线的工作经历也让她个人的评茶技术得到了众人的赞誉,只要是大型乌龙茶的评比,都会邀请她担任主要的仲裁评委。

2007年,陈郁榕退休了,但只要茶叶界有需要,她都会站出来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她离不开茶,茶行业也需要她。退休后,陈郁榕也有更多的时间回顾和总结,她将自己的学习体会和实践经验编撰成文,有《细辨闽名优乌龙茶品质特征》、《闽南乌龙茶毛茶品质特点和审评方法》、《福建省乌龙茶审评技巧及品质特征》等。而她主编出版了《细品福建乌龙茶》一书,第一次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把福建乌龙茶的所有品种做了详尽专业的介绍,成为茶界的一本权威教科书。

陈荣冰

茶树选育可谓“二十年磨一剑”

从1979年开始,他为福建主持育成3个国际级茶树新品种,多个省级品种,如今多个品种在武夷山大量栽培投产,极大地丰富了福建“茶树品种王国”。

科技關键词:茶树育种、栽培

1979年1月,陈荣冰离开自己的故乡福州市,到坐落于闽东山区的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从事茶叶科研工作,开启了与茶相伴的时光。

30多年来,陈荣冰先后主持承担完成国家与省科技重大科技项目等十几项课题的研究,研究成果居国内外同领域领先水平;主持育成了丹桂、春兰和瑞香等3个国家级茶树优良新品种与九龙袍、春闺等2个省级茶树优良新品种,并在省内外茶区广泛推广,取得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主持研制的丹桂、瑞香等茶叶产品,获得国际名茶金奖与中茶杯一等奖等。目前,福建拥有40多个国家级与省级茶树良种,无性系良种覆盖率达95%,堪称“茶树品种王国”。

如今陈荣冰是武夷学院茶与食品学院教授,而他当时培育的品种也在武夷山得到极大的推广,很多新品种更是备受茶友青睐。茶季的时候,他不仅要教学,还常常受邀到茶厂指导茶农制作这些品种茶。对于当初培育的品种能在种类丰富的武夷山逐步盛行,陈荣冰虽感意外,但也认为情有可原:“这些新品种不仅丰富了武夷岩茶的内涵,同时还对生产加工有着重要的意义,不仅优化了武夷山的品种结构,也延长了茶叶生产期,有效地调节了春茶生产高峰期,减轻了茶农的负担。”

回顾三十年的育种经历,他颇有感慨,他说: “由于茶树育种周期长,要进行多点的品比和区域实验,一个完整的茶树新品种选育周期就至少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间,真可谓是20年磨一剑。其间,顶着烈日与风雨,在田间调查记载是经常性的工作。特别是新品种的茶叶适制性实验,春秋两季采制乌龙茶样,从采茶、晒青、摇青、炒青、包揉到焙干成样,全程需20多个小时。一泡好茶的制作,犹如一个精美工艺品的雕塑,确实很辛苦。”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长时间的辛劳总算有所收获。近年来陈荣冰主持研究的项目获得了各项科技大奖,而看到自己30多年间陆续培育的新品种在省内外茶区得到推广种植,茶农因此增产增收,陈荣冰倍感欣慰。

继往开来的主力军

在40年间不断走上科研岗位的新一代茶学专家,他们从老一辈肩上接下起科研重任,成为“继往开来的主力军”。未来,中国茶业科技依然大有可为。

刘仲华

让中国黑茶得到世界的认可

科技贡献:以实践和理论奠定了现代黑茶加工理论基础;推进黑茶深加工技术;发明黑茶“发花”技术。

2017年1月9日,201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举行。由刘仲华主持的科研成果“黑茶提质增效关键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应用”,获得2016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是2016年度全国茶学界唯一的获奖项目,也是2008年他主持的研究成果“茶叶功能成分提制新技术与产业化”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以后全国茶业界唯一的国家科技成果奖。

刘仲华,于1981年考入了湖南农业大学,并且在1988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在1988年到1991年期间,由施兆鹏教授等10多位研究人员组成了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团队,刘仲华成为团队的核心成员之一。就是在这个时候,刘仲华步上了研究黑茶的道路。研究团队围绕“黑茶制造化学”开展了连续3年多的系统研究,揭示了黑茶加工过程中主要品质化学成分的变化规律及色香味的形成机理。

1991年,刘仲华作为团队核心成员在中国茶叶最高学术期刊《茶叶科学》上主笔出版《黑茶制造化学》专辑,奠定了现代黑茶加工理论基础。1992年,硕士毕业才3年多的刘仲华破格晋升为副教授,那年他27岁,是当时全国茶学界最年轻的副教授。

上世纪90年代初,刘仲华将科研的眼光瞄准了茶叶深加工研究,他认为,只有拓宽茶的应用领域、提高茶资源利用率和附加值,才能使效益得以提升,产业得以健康发展。

2005年起,刘仲华团队连续7年开办“茶叶深加工理论与技术国际研修班”,向全球推广中国茶叶深加工技术成果。同年,他在全国高校首创“植物资源工程”专业。

2006年,为进入茶叶深加工领域,日本三井公司出资1500万元购买湖南农业大学茶叶深加工企业15%的技术股份。这是我国历史上,日本人第一次在农业生物技术领域购买中国技术股。

近年来,刘仲华带领团队发明了黑茶诱导调控发花、散茶发花、砖面发花及黑茶品质快速醇化等加工新技术,科学系统地研究探明了黑茶的健康密码,为黑茶从边销茶蜕变成健康茶、时尚茶,奠定了科学依据。刘仲华也因此被誉为“黑茶金花之父”。

2016年,世界茶叶大会在日本举行,刘仲华作为大会特邀的封面人物,被誉为世界著名的茶叶深加工研究专家,他说:“只有产品丰富了、多元化了,才能让每一个消费者都能找到一款符合自己所需要的黑茶。”在这十多年中,为了推动黑茶产业发展,刘仲华和他的团队制定或修订了6项国家标准,13项湖南省地方标准。在刘仲华和他的技术团队不断努力下,黑茶消费不断升温,安化黑茶产业规模由2006年的不到两亿元,发展到2016年底整个益阳市黑茶综合规模突破160亿,安化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因此茶叶税收突破了两亿元,农民户均增收过万元。

如今,刘仲华依然每天马不停蹄地进行着多项有关黑茶的研究,并不时在国内外专业的论坛会议上推荐黑茶,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和其他专家们的共同努力,让中国黑茶走出中国,闪耀世界。

孙威江

研究茶叶生产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科技贡献:解决福建茶叶出口的农残超标难题;探明了福建主产茶区土壤重金属、农药残留的分布规律,建设推广有机茶园。

“我们做的课题研究,并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或是实验室里空想出来的,而是当前茶叶生产中亟需解决的问题。”这是孙威江对自己多年科研方向的总结。

1985年,孙威江大学毕业,他选择了留在福建农林大学作一名助教,几年后发生的一个事件,拉开了他科研生涯的序幕。进入90年代以后,福建乌龙茶产量逐年攀升,出口量曾达2.2万吨以上。然而,有一批在厦门口岸出口马来西亚的乌龙茶因被检出“六六六”、“DDT”等农药残留而被当地的海关扣留销毁。这个事件,对当时福建茶业界的触动很大。随即,当时的福建農业大学、省农科院茶科所、安溪县政府等单位联合开展“茶叶中农药残留降解技术”课题研究,孙威江成为了课题组成员之一。经过反复调查与实验,他发现,要降低土壤中的农残就必须改良茶园土壤,并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这个课题整整花了他3年的时间,项目成果很陕在安溪县推广开来,整个课题组获得了1996年福建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长期以来,日本、欧盟诸国是福建茶的主要进口国,而这些国家都对进口中国茶的安全卫生质量制定了非常严苛的标准。 “很多进口国并不太注重茶的风味品质,关心的而是些硬指标。”他说。为了克服绿色壁垒,福建省茶叶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有关负责人找到了孙威江,请求他帮忙解决出口茶的安全卫生质量问题。

孙威江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他从茶园基地入手,通过在出口茶基地中设立隔离带、避开果园的方法来减少农药的漂移,并根据进口国制定的标准,筛选了一批容易降解、效果好的农药进行示范推广。毋庸置疑,这一系列举措是卓有成效且富有远见的:销往日本、欧盟的茶中发现有农残问题的茶越来越少,以至于2006年日本出台严苛的农残限定标准“肯定列表制度”对“福茶”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后来,越来越多的茶企来找孙威江辅导,而他都会根据企业的实际要求,为企业提供“个性化指导”。

近年来,他带领的团队在茶叶农残、重金属和有害微生物产生原因和控制以及有机茶研究方面居全国先进水平。完成了对福建东部、北部、南部和中部茶区的农业环境质量的监测和评价,提出发展不同层次无公害茶叶的适宜区域;探明了福建主产茶区土壤重金属、农药残留的分布规律,研究了它们在茶叶和茉莉花中的降解动态、以及病虫害发生特点;提出有效的控制技术,并与企业密切配合,在福建省建立了39个出口欧盟、日本、美国的无公害、绿色食品和有机茶基地,研制的植物源等无公害农药在茶叶出口基地推广使用,为福建茶叶出口作出积极贡献。

周红杰

用科学角度看普洱

科技贡献:研究推广云南无公害、现代化茶园的建设;促进普洱深加工领域研发;改进普洱茶加工工艺。

1997年云南农业大学在职研究生毕业后,周红杰便积极投入了教学和科研的行列。在周红杰看来,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是科学普洱的两大基石,要更多地从科学的角度看普洱。

1999年,世博会在昆明召开,他就作为项目的主要骨干参加了世博会茶园工程建设,负责茶园中茶文化项目,同时积极开展了普洱茶、有机茶、保健茶、茶叶功能食品以及饮料的研究和探索,主攻普洱茶研究。

2006年,由周红杰主持开始的“云南特产茶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和“云南普洱茶品质形成机理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是云南省有史以来在茶学科研领域首次获得的国家支撑计划项目和国家基金项目,这对云南茶业和云南茶学学科发展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2007年,周红杰在云南开展了普洱茶生态茶园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方面的研究,在云南主产茶区推广有机茶园的转换和无公害生态茶园的建设,改善茶园生态系统,将茶园管理的清洁化技术进行集成,研究创建了普洱茶生态茶园的关键技术。

在普洱茶安全性研究方面,他连续三年(2006年、2007年、2008年)抽取云南省11个地州(市)701个企业的1260个不同级别、不同类别(散茶、紧压茶、生茶、熟茶)、不同产区的普洱茶样,合格率达95.1%。用科学研究数据证实了云南普洱茶的质量安全性。近年来,周红杰一直带领团队积极开展产学研活动,努力实现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研制的微生物发酵剂在有关普洱茶企业产业化应用,改进了普洱茶加工工艺,显著提高了普洱茶产品的品质,为云南企业增效累计达上亿元,为促进云南普洱茶产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科学基础。而他带领团队发明的普洱茶自动化发酵设备填补了普洱茶发酵机械领域的空白,是普洱茶发酵的一大创举,结合微生物发酵剂以及加工关键技术的配套使用,真正将普洱茶发酵工艺技术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和层次,使普洱茶当代发酵工艺实现了革命性的改变。

在从事茶叶研究的过程中,周红杰不断将理论与实践结合,撰著、主编了《云南普洱茶》、《普洱茶加工技术》、 《云南名茶》等多部著作。其中,《云南普洱茶》一书,构建了普洱茶科学系统体系,被全国书刊发行协会评为“科技类优秀畅销书”。

在普洱茶这几十年的发展里,周红杰以自己的专业修为为这个行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科学动力,曾被评为“全球普洱茶十大杰出人物”,在推进普洱茶发展的浪潮中,他是当之无愧的主力军。

王岳飞

茶叶深加工的未来不是梦

科技贡献:长期从事茶叶深加工领域的提取与纯化、生物活性、药品与保健食品等研发;“茶文化与茶健康”系列网络课程影响众多名校学子。

2015年9月10日是我国第31个教师节,浙江大学向8位教师颁发“永平奖教金”,其中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教授王岳飞获永平杰出教学贡献奖,奖金T00万元;其余7人分获奖金5至10万元。王岳飞把自己的100万元的高额奖励,分成三份投入到教学中去,他说: “奖金还没到账,暑假里我就已经开展茶学讲座,免费培训了80多名教师。”

一直以来,在各类茶事活动中,王岳飞给人的印象都是儒雅随和的学者风范,而看起来很显“年轻”的他已经与茶亲密接触了30余年,一直从事茶教学、科研开发和社会服务工作等,现在浙大主担《茶叶生物化学》和《茶业企业经营管理》等课程的教学。

而在教学之余,他也同时进行着茶叶的各项科研,长期从事植物有效成分(茶多酚等)的提取与纯化、生物活性、药品与保健食品的研发等,主持和参与了多项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和省重大科技专项,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著有《茶多酚化学》、 《茶医学研究》、 《中国茶产业》等教材7部,获多项国家发明专利。

“中国茶产业要实现‘小麦’到‘面包’的转变,我们作为茶人任重而道远。”在王岳飞看来,中国茶产业的发展空间还很大,可以向深化加工茶产品方向发展,把茶叶提取物再加工成茶叶终端产品,如结合医学实现茶保健品的深入研发,其产业价值则非常高。而他也对茶叶深加工的未来充满了希望与信心,“80000吨茶叶單纯的价值不足6亿人民币,而把它深化加工成茶叶终端产品后可以实现超过350亿人民币的价值。”

在校教学期间,由他主讲的《茶与健康》这门通识课,至今已经连开了多个学期,吸引了几千多名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学习。2012年开始,他的“茶文化与茶健康”系列课程,加入中国名校网络视频公开课,在多个网站播放,点击率长期高居首位。

一直以来,王岳飞都鼓励年轻人多学茶,并为学生搭建平台,支持学生进行茶相关创业。他认为中国茶产业未来的发展,看的不仅是一辈人的努力,要把更多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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